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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外滩画报 文/李卉,摄影/ 刘海洋
26 岁时，他创办了一度是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网站。30 岁时，他选择将易趣以2.2 亿美元卖给eBay。35 岁，重新归来，他却成了美国经纬风险创投的合伙人。面对《外滩画报》，他说:“人生来不是为了工作。没有谁在临终的时候，会后悔没挣更多的钱。我喜欢自己天真一点。”
35 岁的邵亦波重新归来，他自称“玩兴正浓”的事情很多：“我现在是宝宝树网站的创始人、美国经纬风险创投的合伙人、诺凡麦医药公司的董事长。”末了，他补充一句：“另外，我还在创建一个瓷砖厂和一个煤炭厂。”
26 岁时，邵亦波创办了一度是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网站；30 岁时，他将易趣以2.2 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eBay，远去国外定居，“成为家中为孩子换尿布最多的人。”
如今，邵亦波重返中国，但“江湖”已不再是那个“江湖”：他曾经的买主、EBay 全球首席执行官惠特曼宣布了离任；曾经的EBay 易趣则已变身为TOM易趣，其在中国的龙头地位尽失，后来者阿里巴巴几乎垄断了整个中国电子商务市场。而当年和他一样创业的同行——陈天桥、张朝阳、丁磊等，个个都已登陆纳斯达克，他们也因此成为福布斯富豪榜的常客。
3 月9 日，宝宝树网站一周年庆，全国50 多个“树友”（网站的用户）家庭齐聚北京。创始人邵亦波专程赶来，和“树友们”一起庆生。
当日，在宝宝树刚开张的“早教中心”，装扮成“白雪公主”的主持人在舞台上对着邵亦波大叫：“小波，快！”她身边是一群小宝宝，他们摇头晃脑走来走去，有的已经爬到舞台中央。听到叫声，邵亦波和爸爸邵振平连忙各自拿了一块小黑板，飞奔过去。主持人同时向两人发问：“小波小时候最喜欢做的游戏是什么？”爸爸立即写出答案“算扑克牌”——用这套自创的方法，他将儿子培养成了“数学神童”。当年，还在上海读高二的邵亦波就已获得哈佛大学的全额奖学金。不过，那一边“小波”的答案却是“打爸爸”。满屋子的爸爸妈妈们，闻言大笑。
走下台时，邵亦波手上抱了个2 岁的小女孩，因为她盯着他看了半天。“好玩吧？”邵亦波问记者。
活动结束，邵亦波接受了《外滩画报》的专访。“很多人奇怪我为什么30岁就‘退休’了，现在回来干吗？”和多年前一样，他还是穿着棉质衬衣、休闲裤。不同的是，和去年相比，他瘦了一圈，“我昨天半夜从香港飞过来，今天半夜又要飞回去。”在头等舱里，他经常碰见的人尽是些同行。现在他的同行宽泛了许多，除了8 年前的陈天桥、张朝阳、丁磊等，还包括沈南鹏、章苏阳和阎炎——一群手握巨额资本的风险投资人。
邵亦波的新搭档、“宝宝树”的首席执行官王怀南告诉记者：“我和亦波用排除法在纸张上乱画，只用了一天时间就确定做母婴网站”，面对记者，王怀南兴致很高：“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不回国创业就是crime（犯罪）。”而当时，邵亦波在法国陪着家人已经周游了两年。“日子很惬意，在巴黎每次看见我太太用法语和餐厅经理交谈时，就心生羡慕。”邵亦波说。这两年他实现了两个心愿，一是让女儿欢欢学会了法语；二是陪家人尝遍了法国的美酒佳肴。
在美国，邵亦波把家安在硅谷，那里有一条街叫University Avenue。“那有栋小房子很有名，因为罗技、Google 等著名IT 企业都是从其二楼开始创业的，租金很贵，好多人经常来问里面风水是不是特好？我从没进去过，但我能想象里面热火朝天的场面。”
8 年前，易趣发轫于上海郊区一个一室一厅的小公寓里。“七八个小桌子，五六个人，十几台电脑。”邵亦波现在还很怀念那里的气味，他笑着说：“杯子里会冒出烟丝，卧室总有一张床给通宵加班的人。屋子里，通常是汗臭味和昨天晚饭的酸臭混在一起。”
“当年创办易趣时，我对商业一窍不通。别人和我说话，我只能听得懂第一层意思。”邵亦波回忆道：“现在，我知道有弦外之音这回事情了，但我还是坚持只听表面的意思，我喜欢自己天真一点。”
这次，邵亦波和王怀南刚开始也把“宝宝树”安在一个两室一厅的小屋子里。“我喜欢不停地创建50 人以下的新公司，”邵亦波说“,在一个屋子里喊一嗓子，你就知道拐弯处的同事在干什么？多带劲。”他对管理比较厌倦：“50 人以上的管理是什么？人隔着人，你就像个牵长线的木偶，太无趣了。”
B=《外滩画报》S= 邵亦波
“惠特曼为人很好”B：你为什么30 岁就“退休”了？说实话，你为什么那时候把易趣卖给了eBay ？你花了多长时间决定这么重大的事情？
S：很快。我大概只用了几周的时间，就决定把易趣卖给eBay。我相信易趣最终的发展将走向全球化，如果易趣成为eBay 的一部分，中国人可以直接通过这个平台将东西卖到美国乃至全球。这之前惠特曼也曾经找过我，她一直想收购易趣，而我也很喜欢惠特曼的为人。
B：惠特曼不是个有名的女强人吗？你喜欢她不是因为她聪明能干，而是因为她的为人？
S：世界500 强的CEO 谁不聪明能干？但是像她一样为人好的，的确不多。她肯定有强硬的一面，但也有温柔细致、通情达理的一面，这点不被外人所知。
有一次eBay 在美国举行员工晚宴，通知说可以带家属去。我就带了我太太和岳母去。进去时，每个桌子都坐满了人。惠特曼看见我们，非把我们三个拉到她的主桌上去。饭吃到一半，她还专门坐到我太太和岳母中间聊天。说起来，她还是我和我太太在哈佛的师姐，那天我们都很开心。
岳父去世后，我告诉惠特曼：“对不起，我的家庭需要我。我要马上去美国。”那时候，就eBay 收购易趣的事情，她已经和我商谈了很长一段时间。她答应买下易趣的一个条件就是“我和我的团队”。此前在谈判桌上，她明确提出：“邵亦波必须留在中国继续运作易趣”。但在那一刹，我看见她完全没有犹豫。她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好，没问题。我非常理解你，你的决定是对的。”随后，她只提了一个小小的请求，就是要我每隔一段时间回中国一趟，代言一下易趣公关方面的工作。而在这样的情形下，惠特曼还把我的期权、工资全都如前所约一分不少地给我了。如果是其他人，确实很难如此豁达。
B：eBay 易趣进入中国后并不顺利。如果你在的话，是不是就不会这样了？或者你不卖的话，现在易趣的市场就不会被阿里巴巴抢去了。原来你们是80% 的份额，现在只有15%。
S：3 年时间从80% 下滑到15%，简直是不可思议！人生没有假设。假设我不卖的话，假设我还在中国，也许易趣能保持住电子商务第一的位置，易趣也许能做到200 亿美元的规模。假设我不走，但我的妻子却搬到美国去，也许我的家庭会出现问题呢！也许两个人的感情就不好了。
B：后悔过吗？
S：没有。我觉得这个决定是对的。我个人的观点是，人生来不是为了工作。没有谁在临终的时候，会后悔曾经花时间和家人共渡了难关，会后悔自己没在办公室里多呆几年，会后悔没挣更多的钱。不过，我对易趣的员工和用户还是有歉疚的。我看着它一天天衰败，每一天心里都是煎熬。
B：当时那种情形，你给惠特曼提出过建议吗？你觉得eBay 易趣败落的原因是什么？
S：其实他们的很多做法，我都是反对的。但是，现在可不可以不说这些了？惠特曼已经退休了，我和她一直是非常好的朋友。
B：易趣在中国丢失市场，是不是和eBay 将易趣用户全部转到美国有着很大的关系？惠特曼退出中国市场的时候，有没有事先向你透露？
S：当然，服务器不放在中国，网站的速度以及适合本地用户的功能化设计都会受到影响，这让对手寻找到
了机会。惠特曼退出的时候，事先我是知道一点的。还是不要再说这些了，好不好？
B：好，我们换个话题吧。你后来有没有想过把易趣再买回来？
S：我已经努力过了，准备了资金，也为此进行了谈判。但是进行不下去。原因很多，价格、面子等方方面面的因素都影响这件事情。
B：话说回来，当时你卖易趣的价钱还真不错。据说2000 年前后，丁磊也很想卖掉网易，但阴差阳错丁磊就是
无法脱身，圈子里一直秘密流传说马云也找过惠特曼，希望她把阿里巴巴买下来？
S：2003 年的2.2 亿美元是没人能够拒绝的，至少我没法拒绝。那个时候任何人卖掉网站或者把它弄上市的可能性都有。我觉得开公司的乐趣，在于你把它做好，此后卖不卖掉、能否上市都不重要。
我现在也是一个风险投资人，每次我看见成立不足一两年的公司，把上市作为目标赫然写在商业书里，我就坚决不投。因为这样的公司，会充斥一批鞠躬尽瘁来捞一票的人。这就好比父母养孩子，正常的父母只是希望孩子日后生活幸福，而不是指望靠他去挣钱。如果是后者，他们肯定养不好孩子。“在易趣的3 年，我至少老了10 岁”
B：你1999 年回国创办易趣时，陈天桥、张朝阳、丁磊他们差不多都是和你前后一起出道的吧。转眼快10 年了，你觉得互联网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S：: 时间真可怕。我记得我以前每年在易趣开年会的时候，谈起过去都会说一个词“难以置信”。现在我又要这么说了。现在互联网业最好的现象就是创业的人多了，而且互联网公司的规模比传统公司大。一个新浪的价值相当于4个海南航空。但现在创业的人，都特别急，因为看见前面的人赚了大钱了。到处是用流氓的手段做流量的网站，有点像美国西部大开发，拼命淘金、不择手段。
B：你这次回来创业有亲身经历江湖恶吗？
S：有，太多了。这个不好说穿。我们宝宝树搬家当天，就被黑了，看起来像一场有组织、职业化的攻击。王怀南来自“不出坏人”的GOOGLE，他最大的缺点就是不够坏。不过这也没什么，坏人做不了宝宝树这么阳光的网站。好人可能还是母婴网站最大的壁垒，坏人冲不进来。我相信，妈妈们不会喜欢歪门邪道的东西，“坏”是掩饰不住的。
我们那一拨人回来创业，和现在完全不一样，我们只会说自己好，不会相互指摘、相互陷害。那时候风气很好，张朝阳当时也就是个研究生，大家的问题就是都很嫩。记得8 年前，我最搞不懂的就是我在办公室做了网站出来，怎么能够让别人访问我们的网站，这个基本的问题我都想不通。
B：那时候，你最大的恐惧是什么？
S：恐惧，可以说天天都有。每天的决定都是致命性的，直接决定你的小公司明天是生还是死？好比每天都要脱一层皮。融资的时候，协议书要写几百页，谈判进行到最后几天时尤其寝食难安，你会异常烦躁，突然抑制不住地问自己，“对方是不是在玩我？”
2001 年纳斯达克特别不好，我们还拿到了2050 万美元，这是当时互联网最大的一笔资金。开始融资时是3 月份，结束时是10 月份。其间，纳斯达克一路狂跌几近崩盘，我们很紧张。在易趣的那3 年时间里，我至少老了10 岁。
B：马云也说“起个大早赶夜路”，是蛮吓人的事情，你们当年都在赶夜路。张朝阳形容你们刚开始的时候，全都相当于“蒋介石的运输大队长”——把钱从华尔街运来，结果被电信赚了，极其不合理。你算是他们当中最幸运的吧，第一个在网站实行了收费？
S ：（笑）我算是幸运的，最早寻找到了终端收费的模式。其实，这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你看现在的三大网站，做得好的和当初的设想都不一样，随时要变。
B：那你怎么看C2C 的免费模式？这也是个意料不到的变化。有人说电子商务要被马云的免费模式玩砸了？
S：现在C2C 的免费模式肯定是行不通的。看用什么方式来补偿吧，比如广告什么的。我个人觉得中国的电子商务不可限量：在美国，零售业先行了一步，电子商务是随后出现的；中国的电子商务和零售业几乎是一起长大的。
美国零售业都发展成熟了，电子商务就很难跟上，所以美国最大的公司只能是零售业的沃尔玛；中国电子商务和零售业同步奔跑，开始铺设的时候情况会有些混乱、有点难，但空间很大。我觉得中国电子商务公司里，将来一定会出现一个超过沃尔玛的巨头。“着魔时，我自己能把自己吓一跳”
B：你这个人蛮奇怪的，你其实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胆子很大到处去闯的人，刚开始只想去大公司或投资银行做做，因为那里比较稳定，后来怎么一头扎猛子创业去了？
S：我这个人其实也蛮容易着魔的：我和太太鲍佳欣谈恋爱只谈了一个月，我就奔出去买了钻戒。我一直以为我不想结婚，但遇见了，我马上想和她一辈子在一起。当时创业的念头也是一样，飞到心里，就不顾一切了。
创业前，我本来是帮新加坡政府做一个田园调查，调查的结果是在当地不适合做电子商务。但我判断在中国做电子商务一定行。于是，我马上飞回上海。那时候，我还背着波士顿公司的9 万美元债务。因为我是在波士顿工作后，公司负责送我哈佛去读MBA 的。这可能就是我的性格吧，着魔的时候，我自己能把自己吓一跳。
B：后来“退休”在美国定居三年，你怎么过的？
S：我其实在美国呆了一年，在法国呆了一年，在香港呆了一年。我和太太最大的爱好就是旅游和美食。在香港可以教我的孩子学中文。现在我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我很享受看着他们成长。刚开始，我也有点担心自己会不会和社会脱节了？后来发现不会，我做了很多自己感兴趣的事：先在硅谷创业家组成的华源科技协会出任副会长，与志同道合的人共同推出“ELF 新兴领袖论坛”，这是一个带半慈善性质的机构，我在那里把自己创业的经验传授给别人。我和太太还一起从事了慈善事业。
B：现在你看见李彦宏或者马云的股票一天天上涨，心里会不会慌啊？钱对你来说，不是个问题吗？
S：我对钱看得很淡。钱没有成为生活中的一个问题时，我通常对其忽略不计。其实，钱达到一个数字以后，意义真的不大。我是个很容易快乐的人，因为我比较容易知足，不会做无谓的攀比。
人的幸福来自很多方向，对于我来说，家庭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我在法国，只用20% 的时间来工作。我一直想找一个既能顾全家庭，又能实现自己价值的工作，现在我找到了。
B：是风险投资吗？在决定是否投资时，你有和章苏阳、沈南鹏他们不一样的方法吗？
S：我喜欢帮助其他企业家初创企业，我的角色介于创业者和风险投资之间。投资都是要看人。几个月以前，我对一个创业者的项目犹豫不决。我就飞去他家见了他的太太。他太太极其善良，但不说什么话，看得出什么都听老公的。结婚20 年，夫妻感情很好。那一次见面，帮助我得到了几个结论：第一，我确认他是一个好人，因为一个正直的太太是不会与一个不正直的先生在一起很久的。第二，他对自己的判断很有信心，不一定很想听别人意见，希望别人照做就是了。第二点是我最后没有选择这个创业者的原因之一。
当然， 这些结论不是单靠见他的太太得出的。我对第二点本来就很担心。但他的太太是一个很有用的数据点。如果他的太太不但正直善良，而且性格与他互补、说话有用的话，我的决定可能是相反的。
很多人说，创业团队很重要，一个创业者吸引和选择这个团队的能力更重要。人生最重要的“吸引和选择”——和谁度过大半辈子，是这个能力的体现。
B：我一直想问，你读高二的时候，在申请哈佛大学时写的一封信里曾经说过，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国际化的大公司，现在你觉得你做到了吗？
S：我觉得我早就做到了，易趣算得上是一个国际化的大公司。我现在的理想是帮助其他创业者在中国创造成功的企业。2008-03-27 总第 277 期 -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8月01日12:20 外滩画报
过四十真能不惑？现在，搜狐网创始人、中国互联网的老兵张朝阳频繁而高调地向媒体解释“无焦虑”的精神哲学。他声称，自己没有必要证明更多了，闲时混进娱乐圈，和女明星的绯闻连连，买下大游艇，这位一直活在口水里的互联网CEO，看中国革命史，读弗洛伊德心理学。近日，接受《外滩画报》采访。
文/刘牧洋 摄/小武
7月20日，sohu3.0正式上线的前一天。
整个搜狐大厦充斥着一股按捺不住的兴奋，连保安脸上也透着红光。这几天，这个年轻的保安看着来自全国的媒体进进出出这座大楼，更让他诧异的是，三天前，他接待了一个70多岁唐山老太太——她带着孙子千里迢迢找到这里，要求与“偶像”张朝阳见上一面。
此刻的张朝阳的确没有什么偶像的样子，他坐在搜狐大厦25层一间名为“清华”的会议室里，向在场所有的媒体认真讲解改版后全新的sohu，看上去更像一个老师，或者用他的话说，是设计师向人们展示他的作品。
突然，大屏幕显示出一条批评性的信息——有人用“小纸条”，sohu新开发的即时聊天工具给他发来的。他笑了起来，“瞧，你们还可以通过小纸条给我指出sohu首页的弊端。”
外界这几年来对sohu的指责和疑问丝毫没有打击到他，他的口气一如既往的大，“sohu博客将会对一些专业视频网站造成威胁，sohu3.0打通了整个sohu矩阵，其实是我给web3.0打造的一个样板间。”他轻描淡写地概括了“集三年功力于大成”的sohu3.0。
晚上9点，张朝阳坐在搜狐大厦底层的拉面馆的一角，抓着脑袋享用着他的晚餐。有食客走过，低头参考了一眼他碗里吃的东西，就径直走了。
摄影师让他摆个pose，他脚一抬就摆出一个非常标准的瑜伽动作，甚至能躺在不足40厘米宽的台子上拍照。前段时间他对媒体大谈“ 抗焦虑”，尽管他的眼睛里依然闪烁着他和华尔街大亨们斡旋时形成的惯性怀疑眼光，但他对自己的人生设想得很清楚。
他现在追求的目标是“铜墙铁壁，刀枪不入”，换句话说，他只为了自己开心，所以他混进娱乐圈，和女明星们绯闻连连，砸下一大笔买了一艘22米的豪华游艇，看革命史读心理学书……跟了他9年的助理李薇印象中他唯一一次的低落期，是1999年sohu上市的那段日子。此后，他出现时都是一副轻松的面孔。
B=《外滩画报》 Z=张朝阳
“我正努力达到高纯的无焦虑状态”
B：前段时间你一直在谈“无焦虑”状态，你的助理也说你是个快乐的人，那你最近的一次大失落是什么时候？
Z：1999年和2000年前后吧，那是一个整体的失落。那时sohu要上市，危机重重，信产部批准上市，能批就批，不批就只好等着。有点听天由命的意思。我当时无可奈何，随波逐流，被推着走。那段时间非常苦，四面受敌，感觉就如同惊弓之鸟。董事会、股东对我有压力，但他们自私自利，想法不正确，要不就是对你的商业模式什么都不相信，要不就是看到有的公司上市了，有了非常多的赚钱机会，很贪婪。
B：你是怎样从失落中走出来的？
Z：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最初根本来不及讨论自己的快乐，只是力图想证明自己，想证明我是最早做互联网的，我融到了资金，我能成功。一切都在想着工作，证明自己，每一步都在辛苦地爬坡，威胁来自四面八方。现在我已经证明自己了。
B：在这段过程中，什么对你来说是最关键的？
Z：我是个风险意识比较强的人，这也是为什么我能一直坐在这个位子上，没有被干掉。
B：你怎么评价王志东，他当年被新浪一脚踢了出去？
Z：我觉得他不够敏感，对于到眼前的危险、对腹背受敌的处境不够敏感。
B：你是个很多疑的人？
Z：对，我是很多疑很敏感的一个人，这来自我的环境。第一，我从小就爱想事，第二，我的经历表面上很顺畅，但实际上，非常艰难。先是在西安郊区的小地方考学，到清华这么竞争激烈的地方，后来去了美国，生存、生活，甚至找女朋友，都是一个挑战。1996年我回国找风险融资做互联网，那个时候，风险融资的概念没什么人知道。而投资人的狡诈和贪婪，以及他们运用的各种权术，我全部经历过。
B：在和资本市场的斡旋中，你有没有把他们的狡诈学过来？
Z：在董事会的斗争和与股东的沟通中，提高了我的权术。我从一个学生，变成对利益关系有清醒认识的人。那个时段我很喜欢读一些《厚黑学》的书。
B：到现在，你为什么还依然多疑？还是说这已经成为你的习惯了。
Z：是一种习惯性的敏感。我正努力达到高纯度的无焦虑状态，我觉得有点悟性以后，实际上达成了某种程度的空性，而人到了空性的状态下，是会很敏感的。我现在的多疑并不是一种对危机的警觉，而是一种空性状态之后的敏感。
“我已经没必要证明更多了”
B：你什么时候发现证明了自己？
Z：我出名很早，1998年就出名了，但现在才真正定型地被接受、被社会承认我是一个做企业能做成的人，包括能为股东带来利益、对团队有一整套管理方法。还有个人这种衣食无忧的状态，都已经落定了。B：这里面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段？
Z：我经历了从没钱变成有钱，从无名变成有名，并且持续的有名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我研究过佛教、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还登山，经过了移动当时的短信罚款风波，当然那也是个短暂的失落。
B：经历这些，你的精神支柱是什么？
Z：我不需要精神支柱，以前需要支柱，需要爬山。现在活在当下就是最好，我没有当务之急。当然我也没有做到百分百的无焦虑，在sohu还存在着一部分的焦虑。我现在已经被证明了有名气，能赚到钱，没必要证明更多了。
B：你为什么有这么强烈的证明自己的欲望？是小时候所受的教育？
Z：我们从小的教育是不被认可，我们更多人的成就感是为了做出业绩来让父母认可、让朋友认可，热爱这种成就感。证明是为了还债，还多年不被认可的债。我现在是为了我喜欢，是我现在喜欢，是我今天就喜欢。
“我要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
B：如果用物理学来定义一下sohu3.0，应该是怎样的？
Z：对，我看很多事情，分析起来都会特别理智，物理学就是物质世界的原理。sohu3.0也是自然科学的事情，它是一个立体的结构，像大脑的神经元系统，每个网页就像一个脑神经。总的来说，sohu3.0的就像一个网状的大脑，让用户信马由缰地在走。
B：如果凡是都用这样的思维去看的话，不会太累吗？
Z：我活得太清醒了，但有时候我承认过度自我分析了。我剖析了自己很多年，现在发现需要遗忘。
B：你剖析什么？研究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
Z：倒不一定是研究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每天发生的事情，见过的人，我的感受，快乐忧伤不安全感，我会分析来自哪里。我发现过一段时间之后，这样的分析本身成为一种问题。
B：对这些快乐痛苦和不安全感的遗忘会不会让你变得很强大？
Z：对，这样很好，我不再管外界对我情绪产生的影响。
B：我看到你办公室的橱窗里摆放了很多奖杯，那些应该是好的回忆，你为什么要阻断这些记忆？
Z：成就是好的，但是很多心理的记忆并不都是好的。现在我的状态是历史上最好的状态，我拿历史上的状态和现在比，平均起来肯定不如现在，所以我要保持现在的状态，忘掉过去。
B：你现在的状态是想活自己？
Z：对，没错，我不希望被别人推来推去。以前是这个季度必须完成任务，或者因为什么事感到内疚所以去做。后来，这种必须越来越少，因为我的权利越来越大。现在变成情感上的自我约束，变成我应该这样做，我有义务。
B：连情感的约束都能克服的话，那你还有什么弱点？
Z：我并没有达到100%，我现在还有一些内疚，有一些自我，我现在越来越铜墙铁壁、刀枪不入了。
B：如果你今天不是张朝阳，不坐在这个位子上，你并不太可能这样做。
Z：对，我比较幸运。如果我没到今天这个名声和地位，我可能就不可以随自己的性格来，唾沫星子会把我淹死。
“我好像一直在年轻的车站”
B：外界对你的评价很高调，照你所说，这些事其实是你自己想做的，但是人们看起来却觉得像作秀？Z：当然，我还是一个很实干的人，为了公司，这样的营销策略会出奇效。而这样的方式也符合我的原创精神，我不是为了不符合规范而这样做，而是我需要这样的创造力。
B：这样的创造力包括和明星一块混？你的朋友中有明星吗？
Z：娱乐圈赏心悦目，活得稍微轻松一点。明星在每个国家都是影响力很大，关注度很大，我们搞活动也喜欢用明星。玩的时候是玩的时候，作秀的时候是作秀的时候，我只能说，我的朋友里没有明星。
B：你的朋友是些什么样的人？
Z：我好像活得越来越小，和同龄人不一样，他们活得很沉重，总是打打高尔夫球，和老婆孩子早九晚五。我喜欢跳舞、唱歌、登山，和20多岁的人玩得比较来劲。我好像一直在年轻的车站，我的同龄人都坐着火车走了，我还在这。
B：你也是单身主义者？
Z：不一定，只是人世间那些应该干吗的价值观对我来不构成意义。
B：小时有没有什么理想？
Z：有，上中学大学时我想当物理学家。更早时想当解放军，还有上山下乡，觉得当知青很好，后来又想练武术。我是一个对未来很有期待的人。
B：你买了一艘游艇，你对财富的态度是怎样的？你喜欢怎样的生活方式？
Z：其实一直没时间来想怎么花钱的问题，游艇是我第一次花大钱在自己身上。现在工作还比较忙，我对怎么摸索自己的花钱状态还是业余。你也知道，互联网的竞争特别激烈，我只有爬爬山，现在主要对游艇比较感兴趣。
B：现在的生活是怎样的？
Z：我的生活还是很简单，住公寓，有个阿姨帮我做点东西，吃得很简单。也不怎么开车，我觉得不环保。现在公司给我配车接送，其他时间基本走路。
B：如果要分类的话，你觉得自己的风格和哪个企业家比较像？
Z：如果在IT界的话，应该是拉里埃里森和理查德·布兰森的结合吧。在营销上，我和布兰森确实有点像，在公司的好胜好战上，过独具一格的生活，那就像埃里森。但他们都有各自的问题，埃里森一直想要证明自己，因为从小他叔叔一直否认他。而在英国的成长过程中，理查德·布兰森则太不守规则。我呢，作为一个中国人，经历了的心路历程都比他们要漫长。
B：在中国的IT界中，要找一个人出来，谁是你比较看得起的？
Z：马化腾不错。他比较踏踏实实地在给中国互联网做一些东西。
2007-08-02 总第 244 期 -
从西长安街南望，揭开了神秘面纱的中国国家大剧院盘旋于地平线之上，夕阳中的曲线澄净柔和，这座14。9万㎡的综合性剧院建筑，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心
――天安门广场西侧的正式亮相，引起了举世瞩目。
9月25日，国家大剧院首次向人们敞开胸怀，首场演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吸引着人们的目光。二楼尚未营业的咖啡厅里，大剧院设计师保罗·安德鲁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1998年4月，法国人保罗·安德鲁参加了中国国家大剧院的设计竞赛，经过两轮竞赛三次修改，历时1年4个月，他的“巨蛋”方案从10个国家、36个设计单位的
69个方案中拔得头筹，1999年7月，获选为最终的建设方案。
8年时间倏忽即逝，年届古稀的安德鲁褐色的头发已成花白，草图终于变为现实。
就在首次试演的当天，在大剧院二楼尚未营业的咖啡厅里，安德鲁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一个简单的‘蛋壳’，里面孕育着生命。这就是我的设计灵魂：外壳、生命和开放”
一泓碧水环绕着椭圆形的银色幕墙，钛金属板和玻璃天顶的光芒交相辉映，阳光的不同色调使大剧院显得变幻莫测，水波中的倒影给人以梦幻般的感觉……
安德鲁将国家大剧院亲切地比喻成他的一个孩子，并表示“一生能做这样一个建筑设计，无论多么辛苦都是值得的。”安德鲁这样形容他的作品――巨大的半球仿佛一颗生命的种子。“中国国家大剧院要表达的，就是内在的活力，是在外部宁静笼罩下的内部生机。一个简单的‘蛋壳’，里面孕育着生命。这就是我的设计灵魂：外壳、生命和开放。”
在安德鲁的设计里，大剧院是一个开放性的公共社区，既向观众开放，又可对所有的公众开放。
“所以我设计了观众和公众的不同通道。人们从地底走到平面再走到高台，既可尽情观赏周边湖面景观，又能眺望紫禁城的景色。”安德鲁说：“大剧院内部设置了歌剧院、音乐厅、戏剧场、小剧场四个部分，但还有第五个部分，就是为人民大众的文化生活而创造的活动空间。这种设计使这里在白天也有生气，可以吸引更多的人们来感受文化。国家大剧院是人民的剧院，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将自己的体验和情感注入大剧院的每一个细部”
其实，安德鲁的作品在中国已经有很多，如广州新体育馆、三亚机场、上海浦东新机场等等。
1967年，安德鲁29岁，设计了圆形的巴黎戴高乐机场候机楼――他的第一件作品便让全世界记住了他的名字。
40年来，安德鲁设计的作品荣获了许多国际建筑大奖：法国巴黎“新凯旋门”德方斯的大拱门、日本大阪海洋博物馆、英法海底隧道法方终点站……
有几年的时间，下榻在和平饭店的安德鲁每天走路到大剧院去工作，“沿途的很多细节都很吸引我。我常常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见证着中国的巨大变化，并且将自己的体验和情感注入大剧院的每一个细部。”时间已经证明，建筑和审美是没有国界的。想象力、渗透力和关注力，使他的作品像一个美丽的贝壳张开心灵沐浴在阳光里，迎接络绎不绝的人流。
“中国需要世界，世界更需要中国。大剧院是中国追求国家强大的重要历史见证”
8年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很多时刻，我几乎都快要崩溃了，可回过头来，想到的都是欣喜和甜蜜。”安德鲁回忆说。
现在，对建筑探索的信心已帮助他走出面对一片质疑时的惶恐。“作为北京迎接2008年奥运会的第一个大项目，国家大剧院已为国际建筑师们开辟了一条新途径。事实上，很多建筑在开始都被质疑过：100多年前，当埃菲尔铁塔刚建成时，如同一个钢铁怪物，沉甸甸地压在法国人的心上。几十年前的蓬皮杜艺术中心剪彩时，横七竖八、纵横交错的管道让人们深感怪异。”安德鲁说。
至今，依然有人质疑大剧院与周边环境的呼应，安德鲁说：“古老的建筑在古老的城市里有独特的价值，但同时，古老的城市也必须能够容纳新的建筑。国家大剧院利用了大量的空间，水面、树木，包括我们的红墙都在和周围环境进行呼应。我在设计时，努力使大剧院成为并不是炫耀独立的建筑物，而是尊重并配合周边的环境。”他说，“我尊重中国古老文化的和谐元素，并希望这些元素成为中国现代文明的优秀组成部分。”
“中国需要世界，世界更需要中国。大剧院是中国追求国家强大的重要历史见证，它的建成及投入使用是城市文明层次的标志，也是中国国家文化形象的象征。”安德鲁很庆幸自己见证了这一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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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专访崔健：给你一点批判的颜色 （摘自《外滩画报》） 2007年02月06日
似乎是一种巧合。“顽主”王朔重出江湖，其对文化圈的嬉笑怒骂成为近来最热的话题之一。有“中国摇滚之父”之称的崔健，上周在上海演出之余，面对记者直言，“这个时代需要王朔”，高调地“批判”了当前流行文化的一些弊端。
文/刘牧洋摄影/小武
1月29日，崔健在上海JZclub的演出名为“超越这一天”，原定于9点开始的演出推迟到10点，等待的观众在场内整齐地喊起“崔健、崔健、崔健”，当他戴着那顶标志性的五角红星棒球帽出场时，中国摇滚又一次把1980年代 的热情暴发得淋漓尽致。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走??”当这首在“一无所有”的中国摇滚中横空出世的《一无所有》的旋律响起，在场所有人都欢呼起来，高兴地朝圣般举起双手大声合唱??B=外滩画报C=崔健
“没有80年代，我未必就是我”
B:同样是1980年代的领军人物，你对王朔最近发生的事怎么看?
C:王朔给我的印象一直是要么不说话，要么就说得特别有力量。他的表态可以看到他对事情非常理性的看法，当然他的表现形式好像是感性的，但是他代表了他的理性和他的观察。我看的时候觉得挺过瘾，王朔的精神在延续。我觉得80年代的精神如果不延续的话，是一种浪费，也可以说是盲目。B:80年代的精神是什么?
C:80年代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一种敏锐和一种人生的张扬。B:你有没有试着坚持80年代的那种勇敢和尖锐?
C:如果总是想80年代的话，就不是什么坚持。我们一直在做类似80年代做的一些事情。比如，一直在发现新问题、面对新问题。80年代和现在如果说有区别的话，可能现在的事情做得更加具体一点，80年代可能更抽象一点。抽象会讨更多人的好，因为它不是那么尖锐。太具体的话覆盖面不会很大，理解你的人相对来说就是一个小圈子。
如果只是老提当年勇，对我来说不是真正的往前走。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问题。现在让我们回到80年代，我们未必比80年代做得更好。现在的问题和当时不同。你必须要像当时一样去发现问题所在。如果你没有这种能力，你只是说我们过去怎样，也是失去了80年代的精神。B:你是那个时代下的产物?
C:要是现在没有版税、没有演出机会怎么发展?现在出现一种僵局。B:为什么没有人出来说话，打破这样的僵局?
C:大多数人还是有恐惧心理。如我这几年参与的“真唱运动”，实际上也是我们逐渐清楚所针对的东西是什么。我们不是针对某个演员，而是针对体制。这种体制为什么鼓励作假?观众为什么视而不见?为什么这种僵局迟迟没有人去捅破而且还越来越严重?
很多人觉得自己不关心的东西就不去批判。他们批判的只是自己关心的东西。这就造成了另外一个问题，即是不是遭受批判的东西就是不好的东西，而没有遭受批判的东西就没有问题。一些更大牌的明星为什么没有人去批判他们?一些海外回来的和港台的人拿着一些半成品的艺术品去精包装细制作去糊弄观众，这样的东西为什么没有人去批判?中国流行音乐不接受反叛
B:你当初开始做摇滚时是不是知道自己具体要表达什么?
C:我觉得我们当初受到很多关注是那个时代需要我们，就像这个时代需要王朔一样，大家需要王朔去表态。当时就是需要像我们这样的人用音乐的东西去表现出来。B:你觉得现在这个时代是否还需要你这样的人?
C:从审美上来说，已经不需要了。审美上还是喜欢一些比较温馨的、安慰性的东西，没有真正接受摇滚的东西。当时那个时代是从政治上对摇滚的需要所产生的一种反应。而现在艺术家的工作不是在搞创作，而是在做宣传。他们一旦成功了以后就可以不动了，大量的工作都是在做一些销售的工作。这个时代是消费者和销售者的时代，创作者是靠边站的。这个时代不需要创作者，需要顺从者，大家都在忙着挣钱。B:你说的不光是体制问题，还有一个摇滚市场和创造力的问题？
C:大家都会谈市场。我们横空出世的时候市场是多么好。过去也没有唱片工业，唱片工业发展到如今是在现有体制下靠着一些营销者、一些消费者、一个媒体宣传和一些包装者组成。这些都在变化，但和创作本身相比的话发展是不平衡的。前者发展过快，后者没有什么发展，或者说维持原状。B:已有的创作中缺乏什么东西?是摇滚的反叛精神么?
C:亚洲对反叛这两个字的理解在艺术表现上太弱了。真正的反叛在审美上还没有被接受，只有在一个阶段性的政治发展过程中我们去应用它。当初我的《一无所有》在东南亚很火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包括西方一些人听中国的摇滚乐首先是盖上反体制的帽子。
但回过头来关注中国的流行音乐文化，实际上他们在心理上不接受反叛。大多数人还是唱颂歌，最多的是安慰。人们不鼓励你去突破，得到个性化释放;好像反叛变成一种非常丑恶的东西。如果你做得过多，很多人会拒绝你。B:如果摇滚乐以一种反叛的形式出现的话??
C:象征着一个民族的发展和开放很重要的标准就是是否允许人家的批评。连艺术家也不允许批评的话，还允许什么人来批评?艺术家的创造性受鼓励和国家的发展成正比。确实需要有人站出来对浮表的现象说一趟，然后再一起站出来去批判现有的体制。
受教育的意义就是要去回馈体制，但是我发现很多人在无止境地受教育，从国外无止境地获取盗版。他们文化水平提高的表现形式是什么，没有看出来。摇滚的问题在于没人去搞基础创作
B:这两年国外摇滚凶猛地进入中国，特别是滚石乐队来了，还请了你做嘉宾，这些事情会不会刺激中国摇滚再次发展?
C:先说上海。上海有一个太特殊的消费群体，上海的消费能力恐怕是靠经济发展和外国人口的支撑，这种消费群体不代表大众的风格。
国外摇滚来到中国了，只能说是靠岸了，没有真正落地。西方摇滚真正要落地应该到内地，而不是上海。我觉得很多国外乐队像到中国港口靠了一下，演出完就走了。文化领域上也是这样的。这对中国艺术家有个好处，起码我们不用老看录像了，可以看现场，能够证明现场和录像的差距是什么。B:那对中西方摇滚的交流，有没有什么积极影响?
C:我觉得中国的摇滚就是按照流行音乐的模式去做摇滚。中国的文化形式还没有从审美上接受摇滚音乐。大家看摇滚乐是给摇滚乐面子，真正想买票的人并不多。这跟中国的文化条件有关。我觉得中国摇滚真正的问题在于对基础的创作上，现在没有人去做，完全靠民间。B:你去国外演出的时候会遭遇到西方不接受中国摇滚的尴尬吗?
C:我觉得不要硬去比较中国摇滚和外国摇滚，因为实在是太没有可比较性了，其中包括体制和技术的问题。就像中国的乒乓球和美国的乒乓球作比较一样。比较没有意义。B:你希望该怎么做?
C:需要有一些法律出现。电台不应该收红包，娱乐媒体不应该搞企宣，这是两个行业。企宣是真正的广告专业，媒体就应该是评论专业，这个评论专业不能做企宣的事，性质不同，沾的话就应该受到法律制约。“先为自己做事，再为中国摇滚做事”
B:为什么中国无法接受真正的摇滚乐?
C:中国无法真正接受摇滚乐，不单是大陆，中国的香港、台湾都没有接受。我发现中国人从审美上不接受。玩摇滚乐的人可能是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西方的审美。对于我来说摇滚乐的意义在于个人，个人的表达。个人表达可能在西方发展了更长时间，当你一旦要个人表达的时候你就是在学西方。当所有人觉得学不学西方并不重要，个人表达的时候就是真正美的时候，这才是中国摇滚乐的发展。现在大部分人会觉得你过多的个人表达就是崇洋媚外。B:中国摇滚的问题是先学习西方，还是先创造自己?
C:一个民族真正的想象力是要靠创作者去完成的。如果没有一个机制去鼓励这个群体创作，就像一个沙漠里没有人去挖水，所有人都卖水一样。我认为如果真正的创作受到保护，中国就会出现一批创造型精英，对这个民族来说会更有意义。B:很多人都把中国摇滚寄希望于你，你会不会拒绝承担这种责任，或无意识地扛起这样的责任?
C:我首先没觉得这是一种责任，这是一种兴趣。我是在为自己做事，而不是为很多其他人做。如果他们给我这样的荣誉我会觉得很高兴。我很理性地看自己的未来，看自己的名誉的。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这样高调的东西我觉得做完会特别空洞。我觉得我是在为自己做事，我希望像我们这样的人都会有好运气。我希望真正努力做音乐的人，机会要大于那些成天做包装的人，再给他们创造机会，给他们建设土壤。B:你做的事是先为自己做的，然后再为中国摇滚做事?
C:对，如果你真的要盖棺定论的话我也接受你的说法，我更愿意说我们做音乐首先娱乐自己，之后娱乐他人。如果我们自己都娱乐不了自己，而只是为了别人做音乐的话，我觉得这是一种包装。我希望我不要成为这样的人，同时也希望别人相信我不是这样的人。
郑钧达摩流浪者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6月19日17:13 外滩画报
郑钧和郑钧的聊天进行得非常愉快。谈到音乐，谈到理想，谈到他身上发生的那些被媒体追逐的新闻点，他毫无顾忌地说出了心里的想法，再加上一些富有画面感又十分奇特的比喻，经常会让人觉得既好玩又恰到好处。他的皮肤泛着光泽，神采飞扬，说到喜欢的事，就会做些手势，或者仰头大笑。
北京郊区朝白河旁边有座山，旁边是一个峡谷。那就是郑钧和他的朋友们常去玩越野车的地方。“北京我最熟的就是那里。”他说。这几年来郑钧的生活基本可以概括为：在演唱会结束后，喝酒喝到两点半，突然决定夜爬华山，在一路迷糊的状态下，深一脚浅一脚地在天亮时爬上山顶，顾不得休息又下山，坐飞机回北京继续工作；或者是突然在深夜喝酒时决定去西安吃小吃，先回家休息两个小时后，就连开14个小时的车直达西安，连喝了三天酒，再赶回北京继续工作。无论情节如何离奇曲折，天马行空，最后总还是要回归到工作上。
历时7年，郑钧就这样做出了他的新专辑。
只因为热爱才付
出郑钧毫不讳言目前唱片市场的萎靡。“除了铁杆乐迷会买正版唱片以外，很难奢求其他人放弃网络上的免费资源而去购买我的正版唱片。”他说。不过，他并没有像其他音乐人那样忧心忡忡，反而很释然地看待这一切。“唱片市场没有好不好的问题，现在的歌不耐听—让大家去花钱买一张唱片不容易，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像古典音乐，你永远还是会听莫扎特、贝多芬，但那些烂口水歌是不会流传很久的。现在出唱片已经变成了一种责任—出一张唱片放在网上，让大家免费试听，你自己的心血完全得不到尊重，如果不是因为热爱音乐的话，完全没法做下去。可是因为你又热爱这个，没办法，还要继续做。”
“我希望能站在舞台的最前方，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态度。我需要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认识到这些好的音乐，让不同的声音出现在观众们的面前。”而在谈到前段时间被媒体热炒的与韩寒和杨二车娜姆的冲突时，他只是轻描淡写地带过：“和韩寒的争论是因为需要挑起一些事情来赢得关注，而不与杨二车娜姆同台，则因为她是恶俗娱乐的代表人物，我必须要表达一个音乐人的态度。”
从郑钧的言辞背后，可以听出一个音乐人对音乐本身的热爱。“也许我本身去做评委也是挺傻的事，但这些事总要有人来做，我希望我所做的多少对这个大环境有所改变。”
吃饭睡觉只是义务
郑钧自认是一个典型的天蝎座的性格：“随时跟着情绪走，比较敏感、执着，想要干的事就一定要干成；还比较理想化，比较完美主义—这也直接导致我这张专辑做了7年，必须要自己觉得完美，自己过了自己这一关才行。”
在生活中，郑钧也讲求冲击力和感觉，而将吃饭和睡觉比作“公民应尽的义务”。在他眼里吃得实在就行，可以去特别奢侈的地方吃，也可以去很普通的地方和朋友相聚，都无所谓。“法国大餐和肉夹馍我都很享受”。问到喜欢的服装品牌，他指了指胸前的“FCUK”。
谈话当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是“好玩”，按照他的话来说：“我做什么事就是为了开心，赚钱是为了生活，而做一些不赚钱的事是为了好玩，钱是赚不完的。”朋友们有时候会骂他傻，为什么不多开一些演唱会来赚钱和培养名气，对此，他的解释是：“我也羡慕港台歌手一年开那么多演唱会、出那么多唱片，如果我那样做，十年前就做了，现在会更有钱，更有名。但是如果真的这么做，我会骂我自己，因为那违背了我的意志。”
理想只存在于梦境中
除了“好玩”，“自由”也是郑钧的谈话中出现频率相当高的一个词。他称自己为一个嬉皮士，虽然没有吸毒和乱性，但是心灵和精神上都努力做到自由和开放—在他看来，这才是嬉皮精神的精髓。郑钧不再谈论理想，而将这个字眼替换为梦想。他现在的梦想是，中国的音乐家们可以创作出披头士、滚石、U2那样经典的作品，同时又可以获得尊重和物质上的回报。“现在这个时代已经没有理想，而仅仅剩下了欲望。”他说，“理想变成了梦想，只能存在于梦境中。”
理想或者梦想都无所谓，因为在他人眼里，面前这个人，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文 古柯碱 摄影 赵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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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1月01日09:45 外滩画报
10月28日，陈升在上海开办首次歌友会， 1000张票好几天前就被订空，场子里挤得满满的人，都是他的乐迷，会跟着他一句不差地合唱。本计划一个半小时的演出竟被他慷慨地延长至3个半小时，他在台上飞得很高，又哭又笑，如此真性情。“我亲爱的妈妈竟然笑着跟我马子说你的男人还没长大……”10月29日是他的生日，近50岁的他在台上摇头晃脑地唱着《五十米深蓝》，又蹦又跳，却唱出满室哀伤。前一天在访问的时候，“少白头”的他刚做完桑拿，穿着夹脚拖鞋走出来，嬉皮笑脸地说：“我等苍老这一天已经很久了。”仔细看，
他眼睛里却是无比的认真。
文/刘牧洋 范晓燕(实习)图/小武
陈升是什么人？这个问题拿去问他自己。
“名歌星？”
他点点头认了。
“作家？”
“那要等我唱不动了，乖乖趴下来写。”
你很难界定陈升在音乐上的地位。就如同他从职业学校汽车修补科毕业后，选择当一个歌手，他的母亲很难界定歌手是一份怎样的职业。若说他是主角，出道20年，他从来没有大红大紫过；若说他是配角，他的每一次出场总是能拿到让人咋舌的票房成绩。他无所谓，他从来很大方地承认自己是个台客歌手，他喜欢穿棉质的宽松的衣裤，说话时脸部表情很丰富，每句话都像是在开玩笑。
他和罗大佑是好朋友，差不多时间出道，私底下打打闹闹，每次见面必定要斗一番嘴才过瘾。但是前者早已在音乐上被认为是教父级别的人物，而他出了13张个人专辑，写过400多首歌，这些数字很少有人知道。
他最早是帮别人写歌，后来自己唱了，依旧为人作嫁衣裳。从他身后走出来很多人，杨林早期走红的《窗》就由他亲手制作。刘若英和金城武，最开始都是给他当助理，后来离开他，依然对他推崇备至。刘若英在电视节目中送上最新的专辑，只因他拒绝，并说“自己努力做的专辑不要随随便便拿来送人”，饶是金马影后的刘若英，顿时泪如泉涌。
在台湾，他每年都会定期搞一场跨年演唱会，雷打不动，不主动邀请嘉宾却总有人自己跑来捧场，在流行音乐消费市场萎缩的今天，他的演唱会总是一票难求。他的音乐更像是对生活的记录，是日记，是他的生活，是每个人的生活。总有人拿着身边的素材去找他，要求他写歌；也有人见到他之后会激动地说“你那首歌写得好好，好象就是在唱我咧”，他皱起眉头回应“每个人都是这样想的好不好”……
B=《外滩画报》
C=陈升
“把这行当成公务员来做”
B：你年轻的时候是个怎么样的人？愤青？
C：应该算是吧。看歌词就知道，以前的歌词就是很直接的。还有就是看拍过的照片，我拍照的时候都是很愤怒的，故意不去看镜头，摆出一个酷酷的侧脸。那时开摩托车，最恨的就是那些开车的人。但是现在自己开车，却想撞死那些开着摩托车乱窜的人。
B：为什么从修车跑去学音乐？你的家庭好象很反对你做这个？
C：我是职业学校汽车修补科毕业的，但毕业后去当兵了，直接加入了军乐队。退伍出来后在唱片行开始工作，然后开始写歌唱歌。对于一个比较传统的家庭来说，这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我妈妈就会觉得，写歌做歌是个什么样的玩意？有退休金吗？什么是歌星？有歌星这个行业吗？但其实，我真的把这行当作公务员来处理的，当个里长、村长什么的在做。或者说是个农夫，我每一年都种粮食，而且不敢不种，怕它荒废长草。忽然有一季，种出的稻米有人称赞好好吃。到这个时候，做音乐的收入也可以贴补家用了。每次我妈妈都会劝我改行，我就对她说，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把你的孙子给喂大了，还买车给你们开呢，你怎么这么不满意我的摇滚事业？
B：最早写歌的目的是什么？
C：因为我有很多气要生啊。我刚看到齐秦的唱片我就很气，为什么他会写我不会写呢？我就开始慢慢摸索啊，再加上生活的诱因、金钱的诱因。我从来没有发誓要做伟大的音乐人。
B：在摸索的过程中遭遇过什么比较大的打击？
C：当时台湾有两家比较大的唱片公司，我是“滚石”这边的，另一边“飞碟”推出的是王杰。结果我第一张唱片出来就被王杰打得稀巴烂，他一卖卖了100多万张，而我才几万张。当时算是大失败了。
B：你音乐想传达给别人的感受是什么？
C：我最爱提的观点是：人都是差不多的——音乐作为载体来体现这种文字的申辩，来表明我们都是差不多的。
“现在开始写一些小人物”
B：很多人注意到你的情歌，但你的歌曲很多和政治有关的，或者反映台湾的历史变迁，特别是“新宝岛康乐队”的歌，你怎么看待音乐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呢？
C：我觉得任何创作人不留自己的一点空间是该有的能力和权利，甚至是义务，所以政治永远是最大的风球主题，你的心境如何，生活如何，政治一定是影响你最大。我以前写过的那些大人物不知道什么原因，最后下场都不是很好，或者消失了。我就想，我在这里气什么呢。现在发生的事情，再过个三年五年，这一切也不都过去了？我为什么要浪费那个空间写一个必然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我现在有一点苦恼。是不是还要写那些东西。现在我可能就会写我认识的人。比如说一些小人物的生活，还有我最近写的苏小小，其实是反应一些台商的生活。
B：除了写歌，你还出了好几本书，写书也是一种感情的抒发吗？
C：比起写歌，我觉得写书是比较延伸的，因为歌中就百来个字。用音乐的方式感动人可能比较快比较直接，可是还是不够。猪凤仔早在我的书中已经写过了，他是我邻居。我奶奶在世的时候就很照顾这家人。这是个弱智的小孩子，没有办法念书，长大以后常常被人欺负。最后就嫁给后山的农民，我很热衷于写这些小故事。
B：现在的你看起来比年轻时少了一份愤怒，多了一份释然，是什么让你改变？
C：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在告诉我。横着也是一天竖着也是一天，干吗不过的高兴一点呢。
B：和2002年的那场脑部重伤意外有关吗？
C：其实这些改变我自己不知道，但是身边的人总是会这样说，就像我妈妈，她就觉得意外之后，我比以前的话要多了，人也开朗多了。
“近十年来没有伟大的歌”
B：你儿子现在也在搞音乐做乐团，你会反对吗？
C：他妈妈很反对，会说你做什么不好做这个，做这个没有饭吃的。但是我不管他。他现在在政治大学念历史，在大学里面搞搞社团，打打球，组乐团，泡马子，没有经历这些那能叫大学生活。
B：你觉得你儿子现在在做音乐和你年轻时候的状态有什么不一样？
C：很不一样。以前我们做音乐的时候是想法优先，技术是辅助的。先有一个概念，文字具备了，然后会用乐器想怎么去描述，就成型了。现在他们有点颠倒，器材很多，音效很多，你问他要描述什么东西？他们也说不上来，总之就是愤怒。形式重于内容，特别是现在的人做音乐写歌，文字变成辅助的，概念是后来再添加进去的。这样的东西比较不隽永，我觉得近十年来很伟大的歌没有了。
B：你会帮你儿子吗？
C：我觉得我不能去用我的能力和权利去干涉他。我也有我的原则，“三不一没有”，我不会走星光大道，不会去领奖颁奖，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学养，所以不会去演讲和做评审——但是我们没有不能唱的舞台。所以我就做我的事情吧。他们如果受到我们的影响，那就受我们的影响好了；但是我不会在家里跟我儿子说，这个是对的，这个是错的，我不会。
B：你儿子在学摇滚，作为过来人，你会给他什么建议？
C： 我觉得做这个行业最为难的是常常有人让我去看一下某个人有没有天赋。这个很可怕的事情。更何况这种可怕的事情是判断自己的小孩。还好他也很怕我听到，就自己戴着耳机偷偷练习。但是我没有说他不能做这个事情，我只会告诉他乐团排练的时候不要抽烟，不要嗑药，不要乱找女人，这个不是摇滚的等同。摇滚是一种态度，你把那个表现好就好了。
“我欠上海一首歌”
B：写一首和上海有关的歌，为什么你一直有这样的想法？
C： 1990年，我第一次来上海，当时就住在这个花园饭店，所以对这个地方还满情有独钟的。我走了很多地方，都会为那个地方写歌，我一直欠上海一首歌。
B：你对这个城市的感觉是怎样的？
C：上海给我的感觉总是在移动，上海有这么多人，大家都来来去去的，是一种候鸟迁徙的感觉，好像这个城市比较没有原创性。我去过伦敦，去过北海道，去过南洋，都留下很深的印象。但我说不上来对上海的感觉，它有时很巨大，有时又很微小，走在街上觉得它很陌生可是又很熟悉，那种弹跳间的感觉很难拿捏。这首歌已经有了一个概念，歌的名字是一家麻辣火锅店的名字，店的名字叫“告诉妈妈”。
B：为帮儿子学历史，你还特地带他去过北京？
C：对，我跟他说，既然你学历史，那你一定要去看看北京。他去了之后很受震撼，北京的感觉就是用一块块砖头叠起来垒起来的，有一种很强的存在感。
B：这次的演出是你第一次在内地开歌友会，这样的演出跟你的跨年演唱会相比，有什么不同？
C：我喜欢这样的小场子。这种能清晰看到台下人的眼睛的演唱会，才最具挑战性。以前我是个很懒的人，不是很积极地来内地演出。有可能是我自己写的东西比较孤僻，比较难懂，怕大家不喜欢。
B：现在回过头去看那时候的自己，感觉最深刻的是什么？
C：那个时候我认为自己在搞摇滚乐，其实手法都是很通俗的流行手法。而我现在觉得我在做流行，但是手法反而像在搞乐团。如果说我满意现在的自己，就必须去领受之前发生的一切加减乘除。过去那些伤害你的、激怒你的、不给你机会的人，都要谢谢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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